▲基隆黃色小鴨。(圖/記者陳姿吟攝)
文／曾柏文
有次我參加一場露天音樂會，演出巴哈音樂。沒想到現場響起巴哈音樂的唱片錄音、電子鈴聲，出現兜售音樂CD跟相關玩具的小販。音樂家憤怒中斥責小販不尊重音樂會。小販回嗆「巴哈音樂又不是你的專利，你還不是在門口賣自己的 CD」。
好吧，故事是虛構的。但這正是昨晚看到范可欽回嗆霍夫曼時，我忽然想到一個惡趣味的畫面。
范可欽抨擊霍夫曼，指出台灣過去有五十件黃色小鴨延伸商品，沒有一件智財權登記在霍夫曼先生名下。范強調賣這些東西，根本不需要他授權。
如果在其他地方賣，這是事實。
但是我以為，這次爭議核心不是黃色小鴨商品的「授權金」，而是在「港中巨鴨」這個霍夫曼構思創作的活動現場，主辦方有沒有權力在未取得原創作者同意下，擅自添加各種「活動添加物」，讓活動本身背離創作者的原初想像。
這裡涉及一個比較不容易釐清的界線：「藝術創作」的範圍。
范可欽跟黃議長的回應，顯然將霍夫曼的「創作」，狹義地理解成那隻放大的塑膠鴨。所以他們的態度是：我們只是說好放你的大鴨，但我們要賣我們的小鴨，你管不著。
但我猜想，對霍夫曼而言，「創作」指的是：邀請人們去靠近大黃鴨，去喚醒內心那片童真，在共同的驚嘆中忘卻彼此歧異的「整個過程」。具體而言，至少包含活動現場整體。所以鴨子轉不轉，現場其他活動安排，乃至各種攤商與衍伸商品氾濫的程度，都有影響。
霍夫曼在個人網站上寫道：
"The Rubber Duck knows no frontiers, it doesn't discriminate people and doesn't have a political connotation. The friendly, floating Rubber Duck has healing properties: it can relieve mondial tensions as well as define them."
其強調了黃色塑膠鴨具有跨越邊界、人種的，普世性的友善，以及其能緩解各種形式張力帶來的療癒。而從霍夫曼在網站上輯選的照片更能看出，其期待的展示現場，總是安靜、純粹。或許是因為他相信，只有減少不必要的干擾，才能讓觀看者更貼近內心深層，童年時看到黃色小鴨那種快樂。
關於黃鴨在台灣造成的心理效果，黃孫權也在十月號的《今藝術》有段很深刻的觀察：
「... 黃鴨流行提供台灣人合宜的引人注目事件...。在政治社會上的分裂鬥爭，已使得台灣人無論參與哪一方的群體都會經驗不愉快，只有在黃鴨前，我們才有可能每個人都相似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接近。非常嘲諷地， 黃鴨使得台灣社會各界和諧共處，因為台灣社會不會有任何的對立，能像黃鴨的喜愛者與批評者的對抗如此輕微了，黃鴨產生了形式同一的力量。我們一起愛或恨黃鴨，只是我們想消滅羞恥。我們真誠的想要歡欣鼓舞，與鄰人同樂，不論黨派手拉手，共享童稚的快樂；我們想要認真辯論，從薪資服貿到社會不公，從都更到環境破壞，但這些在台灣現實幾乎不可得了...」
若從這樣的脈絡觀察，基隆主辦方層出不窮的「驚奇」（小鴨旋轉、勁歌舞曲、大量攤商與周邊商品），看在創作者眼中，無疑是對其初衷的背叛。我們可以想想，這些添加了的人為歡樂，是否可能剝奪了觀賞過程的心理空間？阻絕觀眾貼近創作者想營造的心理經驗？
至少對我而言，會。
看到基隆這場鬧劇，我有種厚重的違和感，就像在音樂會聽到鈴聲，像在典雅的建築雕刻看到俗豔的裝飾燈光，就像在有機餐廳料理中吃到人工甘味。那不是授權金誰賺的問題，而眼見有人用一種用太自以為是、太大量的畫蛇添足，破壞了「創作/欣賞」這種美學關係原有的平衡。
這是一種不能用錢計算的侵權。
後記：其實我覺得， Hoffman 本人在藝術與商業間的拿捏，也有爭議空間。但這篇短文沒辦法處理那麼多角度，我就只專寫這次主辦方。
以上文章轉載自想想論壇
原文出處：Notes: On Public Controversies
曾柏文
本文作者目前任職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（IIAS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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